我对“文革”的认识，三句话：正确对待群众；警觉敌人捣鬼；坚强党的信念。因此我扮演了一个角色，坦然处之。群众说我拿那么高的工薪，我就写条把工薪交给群众，我几个月不领工资，但他们也不敢去领。那时提出了“打倒三百三”的口号，我说，不是我要的，是党给的。
在去延安前，我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经历过几次监狱生活，在反动环境里，我是受迫害者，有革命要求，这就很容易走上革命道路。我要去苏联学习文艺，以为这就是走革命的文艺道路。自1931年到苏联后，又碰了一个大钉子，在精神上受了极大的刺激。这件事对我一生都有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激起了我对侵略者的极大仇恨，积极投入到抗战救亡运动中。在救亡运动高潮的年代，我写了大量救亡歌曲，编写了一些抗日题材的戏剧。从1938年到了延安，直接接受了党的教育，也参加了边区政府的建设，这就更加深了我对党的认识。特别是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之后，自己的一些错误思想得到了纠正，更加提高了对党的认识。
我是个搞戏剧的，几时都不能离开演出单位和创作单位，一离开这些，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我一辈子搞戏，在哪里也没遇到过像来北京后这种情况，宣布我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顾问”，在社会上，表面上看把你摆在很高的地位上，实际上什么也不沾边。为什么呢？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对文艺界的问题，我是有看法的，但没法谈，谈也谈不清。我对自己的处境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我和党不通气了，这就形成了与世隔绝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