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开始有自觉的史学批评，大致当从两汉说起。《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历史著作，但它们对史学批评也有相当广泛的涉及，而其所论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撰述思想相联系。《史记》评论《春秋》与先秦时人评论《春秋》显示出明显的不同：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4]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5]
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