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受者的特性。
传播效果因受者而异，这不难理解。所谓“对牛弹琴”，这是形容不看对象的传播行为。但这一常识，又确实往往被人们忽视。霍夫兰等人就受者的一个侧面即被“劝服”的难易度进行研究，发现了受者所属群体（信仰、规范）的强大制约作用。实验是针对少年儿童的组织——童子军的成员展开的，先是将批判童子军的材料给这些孩童看，然后测定他们的态度。结果是归属意识低的小孩，易受“劝服”的影响，反之，归属意识高的小孩，不但不易受影响，还有“逆反”表现，即所谓“飞去来器效果”。这实际上是一个预存立场坚定与否的问题。因此，相对来说，性格内向、自我评价高、信息感受性差且进攻性强的人，不容易被说服。
如何评价“劝服性传播”研究的意义呢？这一研究的出发点，与“流程”研究相似，原先也是为了验证传播的威力，认为只要改进传播技巧，就能提高传播效率。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技巧固然重要，但仅此远远不足于致效，还必须考虑传者（可信性），受者（教育程度、个性、归属意识），环境（团体规范）等各种要素和条件。这样，它的价值就不局限于应用层面上对传播技巧的探讨，而是与“流程”研究殊途同归，在理论层面上也为否定“枪弹论”和构建“有限效果论”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