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抽象的普遍性；反过来，矛盾的特殊性又受到普遍性的制约，成为体现某种普遍性的特殊性，没有抽象的特殊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总是相结合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具体地说，邓小平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于中国实际，依据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国情而得出的结论。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具体模式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制度是共性，但这一共性只能通过个性体现出来，通过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显现出来。制度与模式的统一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体现。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11]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实际上是把矛盾的特殊性等同于普遍性。邓小平把制度与模式区分开来，其哲学依据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