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界有识之士之所以“高抬”三民主义，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官方的支持，以维持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世事人心对佛教界并不利，带着各种理由反对佛教的人甚多，佛教界人士自己总结的社会人士的反佛理由就有十条之多：违反儒道；破坏礼俗；危亡国本；崇拜偶像；滋生无用游民；浪费财物；妨碍身心；不合时代潮流；不切实用；不重实际。此外，自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风潮延至民国不仅没有止息，反而时有大兴之势。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提出了“庙产兴学”议案，主张没收全部庙产充作教育基金。后又组织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遂于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直到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监督寺庙条例”，规定“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这一风波才告平息。可见，当时官方的支持与保护，对于佛教事业的存在与发展确实相当重要，这也难怪佛界人士要“高抬”三民主义了。
回族人士也“根据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回族之自由平等”。[10]并列举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四条“……对于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国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国民政府基于此次政纲，对国内各民族各宗教，素来扶植保护，不遗余力，回教人民，为中华民国重要之成分”等内容以为参政之依据。[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