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福建惠安县为例，由于人口剧增、地产不足，仅仅隆庆五年（1571年），这个区区一万多户人口的蕞尔小县，每年就“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约合当代1300万斤）”，才能养活全县人口。
为了拯救父老乡亲，陈振龙认定，番薯这种耐旱易活，生熟可食，“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的超级农作物，一定可以拯救苍生百姓于水火之中。在将薯种偷运回到福州后，陈振龙和儿子陈经纶马上草拟了一份禀帖，送呈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陈述引种番薯的利害所在。
在回国四个月后，陈振龙第一批引种的番薯成功繁殖，“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福建巡抚金学曾获知后振奋不已，马上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随后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引种番薯。
当时，北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且每年只能种一季；在南方虽然可以种两季水稻，但全年亩产也不过就五六百斤。
而番薯不仅可以种植两季，其中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全年产量可达6000多斤，尽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麦精美，但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从南美洲辗转引进的超级农作物，无疑是上天恩赐给中国人的超级礼物。
这场由陈振龙偷运番薯后，即将在中国引发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可以说，无论如何赞誉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