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当梁启超率先在中国学术界提出应写一部中国史学史时，他是把史学史同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并列，统称为“学术思想史”而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部分。[62]这就是说，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方面。换言之，史学史是属于学术思想史的范畴。但是，从梁启超对史学史的范围的认识来看，似乎史学史又并非限于学术思想方面。他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梁启超对于中国史学史之范围的界定，并没有把学术思想置于重要地位，而是对史学之“实际性质的历史”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很一致的地方，也明显地不同于克罗齐的见解。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从这一点出发，按照梁启超对“文化专史”的总体分类，史学史本应是“社会科学史”的一部分。不过，“社会科学史”同样也不能限制在“学术思想史”的范围内。看来，梁启超没有把学术史同学术思想史严格区别开来，故于史学史的性质未能有清晰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