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的公允感动了上苍，其间我的身份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由一位民办教师变为公社机关的一名人员。这种微小的变化本来不足挂齿，偏偏那特殊时代给了这微小变化不小的意义。我可以办好些他人办不了的事，比方说，二舅要领结婚证，若没有我办不了；比方说三舅要干临时工，没有公社的印章去不了；更小的说，后姥姥那里买1斤碱面、1盒火柴的事我都尽力办过。我没有讨好的意思，却不愿意他人去嘲笑姥爷家后人的贫寒。
日子渐渐好转，后姥姥家要盖新房，木料还是紧俏货，我托人情批了5方木材，大瓦房盖了起来。
在同恶劣处境的拼搏中，后姥姥似乎忘记了她最初要废弃那座舞台的使命。这不怪她，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顾此失彼并不罕见。随着处境逐渐好转，沉落在心底的使命感又飘浮起来，她重新实施当初的诺言，有一回059公然将我和母亲撵出门外。也怪母亲，本是去给姥爷、姥姥上坟，不知怎么会给二舅、干舅的孩子买身衣服，要表示当姑姑的一点爱心。然而，母亲错打了算盘。后姥姥把东西摔出门外，痛斥：“这烧纸的时候给我娃送东西，安的啥心！你们爬的走，别再上我的门！”我们灰溜溜地出来，“砰”的一声，身后的门关上了。我明白那一声巨响标志着她那舞台的一角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