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陪审员，”公诉人开始说，“本案已经轰动全俄。但这个案子有什么可惊异的，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对这一切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于这种阴森森的案件对我们来说几乎已经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这个，正是我们这种习惯，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个别的恶行。我们这种漠不关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对于这类案件，对于这类向我们预示着不值得欣羡的未来的时代特征，为什么没有多大热情？这原因是不是在于我们的犬儒主义，在于这个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的过早的衰颓？是不是在于我们的道德原则已连根动摇？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它们是极痛苦的，每个公民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为它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刚刚初创的，还有些胆怯的报纸已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因为要不是它们，我们就绝不可能较完全地知道，关于任性胡行和道德败坏的种种恐怖情形。对于这些情形，报纸正不断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对大众进行报道，而且不仅仅只是针对到当局所颁行的新式公开法庭上旁听的人。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读到些什么呢？我们经常读到甚至会使现在这个案件都为之减色的东西，而且它们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最主要的是，许多俄国的、我们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标志着某种普遍的东西，某种普遍的灾难，它已经在我们身上生了根，而且就像一种无所不在的恶势力那样，已经很难克服。比如说，有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刚刚踏上生活和事业的前程，就卑鄙地、毫无任何良心地悄悄谋杀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员，以及这个官员的女仆，以便偷走自己所写的借据，顺便也窃取了官员的钱财，‘作为我在上等社会上享乐和将来进行钻营的费用’。他杀死了两个人，临走时还在两个死尸的头底下垫上了枕头。还有一个青年英雄，曾经由于勇敢，领过十字勋章，却像强盗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亲给残杀了，在劝同伴一起下手的时候竟说：‘她爱他如亲生的儿子，所以会听从他的一切劝告，不做任何戒备的。’他固然是恶徒，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说他只是个别的恶徒了。别的人即使不杀人，但是思想感情却正和他一样，心术的卑鄙也和他一样。他在暗地里和自己的良心独处的时候，说不定还会问自己：‘名誉算什么？反对流血是不是偏见？’有人也许会叫起来反对我，说我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人，在那里骇人听闻地恶意造谣，满口胡说，任意夸大。随他们说去吧！随他们说去吧！天哪，我真是首先欢迎这个！你们可以不相信我，把我当作病人，但是尽管这样，仍旧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如果在我这番话里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真实，也就够可怕的了！你们瞧，诸位，你们瞧，我们的年轻人是怎样轻易自杀，而毫无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到了那里是怎样的？’连这类问题的影子也没有，好像关于我们的精神和死后的一切，在他们心目中早就被一笔抹去，安葬入土。你们再瞧一瞧我们的荒淫无耻，瞧瞧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