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在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等著作里，我们同样也得到许多启发。他从经济问题入手，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形态，他是主张土地国有说的。他研究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唐中叶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国有形态逐渐发生变化。这都是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阐述的，没有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结论。上面提到的“序论补”一文，极其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其意亦在于在承认“普遍原理”的前提下，探索“中国封建主义”的特点。[13]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但白寿彝先生对侯外庐先生学术思想有高度的评价，并且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白寿彝先生本人在这方面也用了很多精力，他的封建社会研究受到侯先生的启迪，并且有非常重要的发展，但终归是和侯先生思想相通的。今天我们读《中国通史纲要》也好[14]，读《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也好[15]，都可以看到侯外庐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如果说，《中国通史纲要》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论断，主要是对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有关论点的回应和充实的话；那么，《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阐述，就可以看作是对侯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治史特点的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