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当道：“路灯杆子。我们这种人太渺小了，不用害怕，大不了受点轻伤。”
公使道：“你们的民族聪明过分，不论哪种政府都不让发展。要不然，你们在欧洲没有能用刀枪保住的天下，可以再用笔杆子去征服。”
格劳特·维浓道：“报纸固然是祸水，祸水也好利用，政府偏要把它消灭。那就发生斗争。哪一方面打败呢？是个问题。”
“我一口咬定是政府，”勃龙台说，“在法国，聪明才智比什么都强；报纸不但具备所有聪明人的才智，还有太丢狒①那样作假的本领。”
斐诺道：“勃龙台！勃龙台！你这话太没遮拦，这儿还有报纸的订户呢。”
“你开着贩毒的铺子，当然害怕；我才不理你们这些黑店呢，虽则我靠此活命！”
格劳特·维浓道：“勃龙台说得不错。报纸不尽传教士的责任，反而变作党派的工具，报纸用这个工具做生意，无法无天，像所有的买卖一样。勃龙台说得好，报纸是用说话做商品的铺子，专拣群众爱听的话向群众推销。要是有一份给驼背看的报，准会从早到晚说驼背怎么美，怎么善，怎么必要。报纸的作用不再是指导舆论，而是讨好舆论。过了相当时期，所有的报纸都要变成无耻，虚伪，下流，都要撒谎，甚至于行凶；扼杀思想，制度，人物；而且靠着这种行为一天天地发达。报纸是法人的，占着法人便宜：做了坏事谁也不负责任；我是我，你是你，我是维浓，你是罗斯多，勃龙台，斐诺，不是阿利斯泰提，便是柏拉图，或是开托，总之是普卢塔克传记中的圣贤豪杰；我们个个清白，丑事扯不到我们身上。这种道德的或者不道德的现象，随你怎么称呼，拿破仑曾经有过解释；他研究了国民议会，得出一个极妙的结论，他说：集体犯的罪恶，牵连不到个人。报纸尽可干出最残酷的事，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沾着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