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把“大一统”与“通三统”结合而有“通三统为一统”说，何休则致力于董仲舒未充分发挥的“张三世”与“异内外”以及二者内在关系的阐发，也即与“三科九旨”体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更具有哲学意味。
上文说过，何休的三世说是从《公羊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引申而来。《公羊传》这段传文出现三次，都是谈鲁国内部的事情，与“异内外”无关。如果不消除“内外”之异，“天下”就不会由分裂而统一、由衰乱世而渐进至太平。因此，何休主张把“张三世”与“异内外”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经、传对不同时期的“内外”也有“异辞”。例如，《春秋》隐公二年记载：“公会戎于潜。”《公羊解诂》注释说：“所传闻之世，外离会不书，书内离会者，《春秋》王鲁，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387]公羊家以为两国间的私会为离会，应该贬斥，但批评要从自己开始。所以在所传闻世只批评本国的内离会而不批评外国的离会。那么，是否有例外呢？《春秋》桓公五年记载：“齐侯、郑伯如纪。”《公羊传》说：“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公羊解诂》注释说：“《春秋》始录内小恶，书内离会；略外小恶，不书外离会。至所闻世，著治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乃书外离会。嫌外离会常（陈立以为，字当作‘当’，可取）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疑。”[388]齐、郑之君离会于纪，在所传闻世，本不当书；这里书了，可是不书为会而书为“如”，就是为避嫌疑。这样，他就从本国与诸夏的内外中看到了不同时期的“异辞”。《春秋》成公十五年记载：“冬，十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鱿、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公羊传》说：“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解诂》注释说：“吴似夷狄差醇，而适见于可殊之世，故独殊吴。”[389]如果吴在《春秋》的所传闻世出现，那时还外诸夏，就谈不到殊吴。吴恰好出现于传闻世，正是外夷狄的时候，所以就要殊了。这样，他就又从诸夏与夷狄的内外中看到了不同时期的“异辞”。何休从经、传的文字中看出了时间中的先后阶段与空间中的内外层次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识，因为他把空间中的一统理解为时间中历史发展的趋势或结果。如果说董仲舒的“通三统为一统”的“一统”论中间已经有了时间与空间中的两重因素的结合，那么其结合还是思辨的，何休却是把这种结合引进了历史的思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