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人，清开国功臣何和礼四世孙。他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七月至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山西巡抚任内，即因贪婪无厌，加派私征、虐吏害民屡遭御史劾奏。康熙皇帝因其矢口否认，未加深究，错误地作被诬告处理，将御史等分别革职降调，并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七月提升噶礼为两江总督。噶礼更肆无忌惮，上任数月，即将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一律劾罢，并与新任巡抚清官张伯行发生矛盾。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疏参噶礼，告他在康熙五十年(1711)科场案中，以银五十万两，徇私贿卖举人，不肯审明实情；“自履任后，所辖两省文武属官，逢迎趋附者，虽秽迹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虽廉声素著难免吹毛索疵”。噶礼反而参劾张伯行七项罪行，并否认得银五十万两之事。
康熙皇帝先后指令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张廷枢严审，但他们偏袒噶礼，问题无法澄清，康熙皇帝对此十分不满。他看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贪污案件，而且涉及满汉关系，必须明确表态，因而坦率地对九卿等说：“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睃削一半矣。即如陈鹏年(苏州知府)稍有声誉，噶礼久欲害之，将其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又曾参中军副将李麟骑射俱劣。李麟在口内迎驾，朕试彼骑射俱好。若令噶礼与之比武，定不能及。朕于是时已心疑噶礼矣。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诸臣皆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然而九卿等再议时，仍不肯单独处罚噶礼，只说“噶礼、张伯行并任封疆，不思和衷集事，互相讦参，玷大臣职，均应革任”。于是，康熙皇帝不得不亲自审理此案，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一月十二日决定“命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后因噶礼欲毒其母，经审实，令自尽，妻亦从死，养子“干泰发黑龙江，家产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