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农而食之，虞（矿）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乎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贱，各劝其业， 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那。
所以，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 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把一个专搞生产的白圭，与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平列，说：“吾（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
（货殖列传）作为《史记》压轴之作，可见司马迁对经济生活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很为重视的，并试图从中找出规律，立起史识。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口欲穷当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
他进一步洞察到由于生产关系而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经济条件就这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作出了道德评价：“本富（劳动致富）为上，末富（经商）次之，奸富最下。”“鄙人有言曰：‘何知知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