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李大钊）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先有C.P.,后有国民党，国民党是由C.P.做起来的”。1923年冬至1926年3月，湖南国民党完全由C.P.包办，“C.P.不包办，便无人来办”。北伐军克复长沙后，共产党才“渐次退到在野党的地位，把国民党重要的工作交给左派。”在湖北，孙科承认，国民党在“湖北的党务基础，是建立于秘密时代，是共产党从中组织，是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董用威等包办，所以多数党员不是C.P.,就是C.Y.。”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还有许多负民校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