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同萧军、端木蕻良并称“东北文坛三老”，他们三位都同萧红有过是是非非的情感纠葛，但我们今天不应再去深究那些各执一词的前尘往事，而应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这“三老”对中国文坛和现代小说史的贡献上。
骆宾基因1936年才由边地入关，进入大上海，故被称为“东北流亡作家的后卫”。彼时萧红、萧军已因《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名盛文坛，比他稍早进关的端木蕻良也已写完成名作《科尔沁旗草原》（郑振铎誉其为“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而他还只是位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
骆宾基比东北流亡作家的所有名将都年轻，比萧军小十岁，比萧红小六岁，比端木蕻良小五岁，即使是舒群、罗烽、白朗、李辉英、穆木天等“其他作家”，也都无一例外地年长于他，穆木天甚至比他大十七岁。这个十九岁即写成一部十几万字长篇小说的“东北流亡作家的后卫”后生可畏。
看他1946年秋在杭州拍下的照片，戴着近视镜，浓眉，略显忧郁的眼睛，文静而黑密的分头，格西装，白衬衫，深色领带，青年时代的骆宾基算得上清隽儒雅。那时距他在香港陪同萧红度过最后四十多天已过去四年，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乡亲——康天刚》《北望园的春天》《吴非有》《罪证》《红玻璃的故事》（与萧红合作）、《老女仆》《一九四四年的事件》《由于爱》、《混沌》（第一部《幼年》及第二部《少年》初稿）等都已完成或即将完成，文学史家称他“进入了自己创作史上的黄金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