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守义忽然觉得这个晚上是他返城后心情最佳的一个晚上。
女人居然还能启发一个男人的想象力。
姚守义的头脑本不富于想象，但是将一等的、又红又大的山楂想象成玛瑙、珠宝、玉石球什么的，这种浪漫思维他的头脑还是够用的。在奇妙而有限的想象中，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艺匠。穿糖葫芦颇有艺术工作的情趣。他手中那把“文化大革命”中用来刻主席头像的刻刀，也就仿佛成了雕刻家手里的艺术工具，遗憾的是在每个山楂上只能来一刀，使他获得的艺术满足太有限。好在这一刀挺讲究分寸，切口过深过长不行，那样一个完美的整体就变为两个红彤彤的“半球”了，就不好穿了，勉强穿上也不好看了。切口要不深不浅，不长不短。一刀下去，又红又大的一个一等山楂，咧开一张笑口，像没长牙齿的婴儿的笑口。然后呢，用刀尖小心地剔除山楂核，再轻轻将那可爱的笑口合上。六个山楂穿一串，一支体体面面的糖葫芦就完成了一半工序。每穿完一支，他都要自我欣赏几秒钟，才满意地放下。
这个工作是他从今天起才获得的临时工作，是为一家冰棍厂加工。那家冰棍厂夏天做冰棍，冬天做糖葫芦。这事儿原是同院一个无职无业的孤身老头儿赖以糊口的营生。街道为了照顾那老头儿，开了介绍信出面替老头儿与冰棍厂订下长期合同。几天前老头儿死了。街道主任来到姚守义家，对他母亲说：“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呢，让守义干吧，我看他挺适合干这活。”母亲自是千恩万谢的。他也不得不赔着笑脸说些“承蒙照顾”的话。至于街道主任根据什么认为他“挺适合干这活”，他却百思不得其解。街道主任还诡秘地叮嘱他和母亲：“你们千万别对外院的人讲啊，外院的人家知道了，该说我这个街道主任偏向你们守义了！”这话他信。这条街道上就有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有活可干的还是第一个。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哪一个也不会拒绝这种机会。他们在兵团的最初几年，每月也不过才挣三十二块钱。只要是个能挣钱而又合法的机会，哪一个返城待业知青都会一把抓牢不放松的。过后他问母亲街道主任为什么对他姚守义这般恩典？母亲说：“你爸不是从木材加工厂为人家买了一方木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