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这个时候，卡尔洛夫之流才会明白一个道理：
无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
“反苏”的是非
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文强，这时对来自“共产主义故乡”的苏军已是深恶痛绝。
1946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进占安东后，文强派了情报组进入安东市，试图混入朝鲜境内之新义州、平壤等地，侦察苏军驻扎情况以及朝鲜境内其他动态，搜寻北朝鲜人民武装力量支援东北民主联军“打内战”的情报和证物，以便进行反苏反共宣传。
1947年5月，文强奉熊式辉指示，协助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到苏军占领的大连视察并洽谈接收事宜。
6月初临行前，熊式辉又考虑到文强的东北地区保密局负责人身份，担心会刺激苏方，影响此行的目的，便又决定文强不去，而由文强派出督察处上校科长徐哲甫带一部电台随视察团到大连，将电台报务员留在兵舰上，其他随行保密局人员登陆为视察团作护卫并刺探旅顺、大连苏军情况。
因苏军的阻挠刁难，视察团在大连只呆了三天，交涉接收主权之事根本不予理睬，无功而返。
文强在当时和以后都不知道，1947年6月初董彦平视察团大连之行前夕，在大连竟发生了一件中共领导干部“反苏”的事件：当时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因对苏军的霸权主义行径忍无可忍，与苏军当局发生了正面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