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毫无疑问，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无”与“无极”、“太极”或“太虚”具有一定的联系。从起源上看，“无”是“可道”世界中的存在，其具有“可道”形态的本体论内涵，正是在“可道”世界中对“未始有物”即“无”的追问中透显出了“无极”、“太极”或“常道”世界，所以，“无”的无规定性实质上成为“可道”世界与“常道”世界接壤的桥梁。从而，“无”与“无极”或“太虚”本体具有了联系。一般而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往往会有“虚无”连用的情形，其显示的正是“无”的规定与“无极”或“太虚”的无规定之间的关联。但这种联系并不能使“无”的内涵与“无极”、“太极”或“太虚”的内涵完全一致。因为根本而言，“无”的“可道”形态决定了其不可能具有“无极”、“太极”或“常道”形态的“太虚”内涵。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常道”的本质内涵就是“太虚”、“虚极”或“太极”、“无极”，而不是“无”。
[1] 《道德经·四章》。
[2]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绝对的、终极的“是”或“存在”也就是“上帝”。比如，在《旧约》中，当摩西请问上帝的姓名时，上帝回答：“我是我所是。”（《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4节。）很显然，这里的“我是我所是”意味着至高、终极的“是”或“存在”，它以自我为根据，与老子的“道法自然”即“常道”以“自在”、“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独立不改”为归具有一致的内涵。但西方传统哲学中作为上帝的“是”或“存在”是在“是论”或“存在论”中经过逻辑推演而产生的绝对存在，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常道”却是通过“虚”即“不是”或“不存在”进行追溯所凸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