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延寿的“南、北史”也有缺点。一是删削有不当之处,如《魏书》所载李世安《均田疏》,是一篇重要经济文献,《北史》竟删而不录;二是增添的文字,有很多是依据小说、野史,掺杂不少妖异、征祥、谣谶等荒诞内容;三是祖述《史记》,却没有承继司马迁重视书志、年表的传统,没有修志,不能阐明南北朝典章制度的因袭之迹,没有修表,却喜搞家族合传,时序观念较差,头绪不清。正因为有这样一些缺点,“二史”虽便于阅览,“八书”却也不可偏废,后人将其并列入“廿四史”,正是对二者价值的双重肯定。
“廿四史”中,唐朝所修的就占了8部,官修前代“正史”的优良传统,也由此开创了。
第三节 史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刘知几与《史通》
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在史学领域中也孕育出了两朵奇葩,这就是刘知几的《史通》与杜佑的《通典》。《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通典》则是我国第一部专详典章制度的通史。
《史通》一书,分内外二篇,各10卷,合为20卷。内篇分39目,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实存36篇;外篇分11目,其中《杂说》一目分上、中、下3篇,共13篇。《史通》的主旨是对盛唐以前的中国历史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批判,书中凸显出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是极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