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非暴力的强制和抵抗乃是这样一种强制形式：它为确立社会生活中道德和理性的协调关系提供了最多的机会。它在抵抗期间根本不会破坏对利益与利益的合乎道德和理性的调整过程。对自我维护的抵抗易于使它变得更顽固，并且造成的冲突会激发潜在的激情，而它又会把冲突的实质问题完全掩盖起来。非暴力将这些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在冲突的领域内保持一种道德的、理性的和合作的态度，并强化了道德力量，而没有去破坏它们。在第一次圆桌会议后，甘地先生与总督欧文勋爵的协商和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可能合乎道德的用非暴力解决社会纠纷的完美例子。两个人的道德机智和精神才能对于达成协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若用暴力来解决相同范围的纷争则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当冲突在方法上和态度上都极少带有暴力性质时，在冲突领域内可能保持合作和互惠的态度的生动例子。
强制和抵抗的暴力方法与非暴力方法的区别并不是如此绝对，以致可以认为，在道德上不能把暴力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正如甘地先生所指出的，偶尔，暴力也可以用作实现道德善意的手段，而非暴力也并非总是对爱的情感的完全证明。在战争期间，和平主义者道克荷波尔一派请求加拿大政府撤销已与他们分裂的另一派中公开的反对者的特权，“这除了求得感情满足或表现出对他们兄弟的恶意之外，并无别的理由”［21］。非暴力方法优点非常之多，但是必须根据情况讲究实效地对它们加以考察。甚至甘地先生也一再提醒注意，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且提出非暴力方法特别适合处于敌强我弱情况下的群体的需要，并对他们特别有效。甘地先生的言外之意是：如果确有可能迅速取得胜利，从而可避免连绵不断的战争危险，那么，暴力也可以作为表达道德善意的工具。综上所述，也就意味着被压迫群体令人绝望地处于少数地位，并且没有可能去发展足够的力量反对其压迫者时，非暴力是该群体的战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