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上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去过多次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而后来上演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拟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获悉的情况得知，孙某的家里生活比较穷困，几个人挤在两间70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确诊为SARS。
孙某的奶奶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又确诊为SARS。
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又发烧被确诊为SARS。
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正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在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她们不分昼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乎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