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布洛赫和费弗尔已经彼此疏远。一年多以来，费弗尔已经在首都安顿下来，与家人住在舒适的五楼，位于圣宠谷大街(rue duVal de Grace)1号，面向美丽的教堂。如今，他已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和职业关系，承担着很多责任，不仅要经营《年鉴《百科全书》和《综合研究》,还要负责近代史学会。布洛赫指责费弗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巴黎人”,挥霍着自己宝贵的精力，抛弃了历史学家的一亩三分地，而且对《年鉴》漠不关心——如今它的出版已严重滞后，迫切地需要各种作者和文章。然而，布洛赫也身不由己，不得不放弃本职工作，积极筹划竞选活动，这需要仰仗朋友们的支持。在法兰西公学院评审前夕，布洛赫决定放弃第二次巴黎之行，以远离如火如荼的政治环境——然而费弗尔早已卷入其中。①在这种氛围下，布洛赫理应表现得更加矜持和客观，但费弗尔却因此指责他对现实袖手旁观。
其实，布洛赫绝非冷漠。他私下里常常表达忧国忧民之情，不仅关注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共和联盟，以及右翼人士对高级警官、司法和市政官员的应和现象，而且敢于指出温和派和左派阵营的明显不足， 181甚至是政府的腐败和国会的缺点。当然，他并没有因忙于竞选而对无处不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各大高校里的骚乱，以及“我们很多政治家知识上的匮乏”,进一步激化了这种危险。②布洛赫和费弗尔既不准备顶住压力为懦弱的达拉第辩护，也不打算支持年长的折中派继任者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他俩都不情愿地在3月5日的“工人宣言”(“Manifesto to the Workers”)上签了名。该宣言由三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阿兰”(埃米尔·沙尔捷，Emile Chartier,1868-1951)、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和里韦(1876—1951)起草，他们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的洗礼，还帮助成立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备委员会(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①然而，该宣言的语调和委员会的领导能力让《年鉴》的两位主编有些担忧，他们对大众的价值观也没有任何信心。责任感(“我正蓄势待发”)和不作为(“像很多人那样无法执行”)之间的矛盾撕扯着布洛赫，但是他反对用法西斯主义蛊惑人心的方法对抗国内的法西斯主义。②他不希望法国出现高负荷、政治化的氛围，即由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等共同执政。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