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对嗣君与辅臣的期望很深，嗣君虽然并不理想，然而辅臣却十分称职。高宗即位初，实际执政的长孙无忌顺应民心，并贯彻太宗的“辽东和行事并停”的遗召；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诸土木之功”。继续推行了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为继承“贞观之治”创造了有利有条件。永徽初，股肱大臣的政见一致，是形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均田令的继续贯彻，促使经济进一步的繁荣；以诗赋取士的推行；扩大了进士科的人选；《唐律疏议》的颁发，完善了贞观法制：平定西突厥的叛乱，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故封建史家称之为“永徽之治”,或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唐睿宗景云年间，一个名叫韩琬的官员上疏指出： “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麻，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励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厚，裨贩费蚩。”永徽之治正是“贞观之治”的继续与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是高宗“良佐”保持贞观政策稳定性的结果。以此，司马光予以赞扬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源，可谓能远谋矣!其实，司马光此言失据，综观全局，唐太宗偏爱居多，只是发现李泰形为不端又遭重臣反对，才忍痛割爱。当他发现李治的仁弱时，又想另立所爱。如此动摇，正说明他溺于“私爱”。不过，最后还是确立以“良佐”匡辅李治，这才不失“远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