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觉悟便是使我生出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的。我想一方面仍旧继续着自己的学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实际活动。这，是决定了我日后的动向的。在当时对于两者都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故尔仍只能称之为“梦想”。没有想到这“梦想”的实现竟是非常的迅速。
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了之后，在箱崎海岸上还替泰东书局尽过一次义务，是替《王阳明全集》做了一篇长序。我有过一个时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那是自1915年至1917年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的时期。那时候因为沾染了泛神论的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太戈尔的诗，在中国的古人中则崇拜着庄子和王阳明。
庄子的思想一般地被认为虚无主义，但我觉得他是和斯宾诺莎最相近的。他把宇宙万汇认为是一个实在的本体之表现，人当体验这种本体，视万汇为一体，摒除个体的私欲私念；以此养生则能恬静，以此为政则无争乱。他倒可以说是一位宇宙主义者。而他的文笔，据我看来，在中国的古文中是古今独步的。王阳明的思想虽然是以禅理为本质而穿着儒家的衣裳，其实和庄子也别无二致。他把庄子的本体所谓“道”，命名为“良知”，一面主张静坐，以求“良知”之体验，一面主张实践，以求知行合一的生活。尽管那出发点是有问题，但他的“事上磨炼”那个主张，尽足以拯救一切玄学家的偏蔽。而他自己的实际，古时候所谓“经纶”，也正是他的学说的保证。我在当年学过静坐，耽读过他的《传习录》和他的诗，后来虽然抛弃了，但我对于他的景仰依然是维系着的。我相信，他终不失为我们民族发展中的一个杰作。泰东要标点他的全集，要我做篇序，因此我也就乐于温理了一番旧业。但不用说也还有一种迫切的要求——是想弄几块钱的稿费来维持生活，不幸这个物质要求却没有达到。泰东版《阳明全集》除掉我的序外，还有章太炎和释太虚的两篇，后来听说泰东对于这两位大师各各送了一百元的笔墨费，但我所用的笔和墨是名实相符的“金不换”，一个铜板也没有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