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教育哲学对于教师虽有指导意义,但是这种指导具有外在性,且缺少具体的教育情景。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内生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反思性、批判性和解放性。它从哲学高度关注教育实践问题,通过对教育实践的哲学反思和批判,实现对教师的思想启蒙,提升教育智慧,使教育哲学真正成为教师的实践智慧之学。
三、从“中国化”到“中国特色”
中国的教育哲学起步于对欧美教育哲学的引进和模仿。1929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中就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他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的四个条件,即“合于中国的国民经力,合于中国的社会现状,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能改造中国人的劣根性”。它开启了包括教育哲学在内的教育学中国化的道路。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国人自编的教育哲学著作,都受到了西方相应教育哲学流派的影响,有的影响还很深远。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它们都是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结果。
1934年11月5日,吴俊升在《大公报》撰文《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姜琦在《教育杂志》1935年第1期撰文进一步提出“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和教育之基础”。针对教育哲学学派纷呈的状况,张君劢在《东方杂志》1937年第1期撰写《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提出对各派哲学进行综合,对各时代文化进行综合。姜琦指出,综合的标准是三民主义。这场讨论使教育哲学开始从“中国化”转向中国的教育哲学。遗憾的是,伴随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教育哲学也从高潮进入低迷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