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小说界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对小说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产生了一批新型的小说理论家，其中较重要的有黄人、徐念慈、王钟麒等。他们的小说理论文章多数发表在黄人主编的《小说林》上，故有“小说林派”之称。他们首先恰当地论述了小说的性质、地位与作用，摆正了社会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因果关系。在此之前，梁启超等人为了改变人们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他们不适当地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因果关系，忽视了小说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功能，给当时的小说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针对这种理论上的偏颇，革命派小说理论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最精彩的议论，就是批评改良派只把小说当作宣传政治的工具、从而抹杀小说的美学特征的错误做法。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也明确指出：“小说固不足以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认为社会生活是小说创作的基础和源泉，这种因果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他们在正确阐述社会生活对小说的制约与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小说对社会和人生的积极影响。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指出，小说是普及爱国思想、宣扬救亡图存的最有效的工具，因而他要求作家要“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其次，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借鉴西方种种流派的主张，对小说创作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集中介绍了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理论，第一次从美学高度阐明小说的功用和特征，认为小说是“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最上乘者”，小说创作要高于生活，要描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满足的理想愿望和美感追求；认为小说要想给人以“美之快感”，就必须创造出个性化、具体化的艺术形象来，强调形象性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些主张对于纠正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忽视“美”的倾向产生了积极影响。再次，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强调小说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提出，描写人物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要把真实、生动、令读者叹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即使是正面人物，也不能过于完善，而要符合生活的真实。黄人还针对当时小说描写少而议论多的缺陷，强调作者应冷静、客观地描写人物与生活，让艺术形象自身去显示其意义，而不应该加入大段的主观抽象的议论和说教。最后，革命派小说理论家既注重摄取西方的某些学说，又注意探索中国传统小说的深厚根基，重视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对古代小说遗产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这与改良派全盘否定古典小说的做法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总之，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尽管在社会发展的动力观上仍持唯心主义的态度，但对于小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却有着比较科学和进步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前一阶段改良派小说理论的偏颇，对中国小说理论进行了广泛的补充和发展，其功绩是十分卓著的。尽管当时的小说创作远没有达到他们提出的文学理论要求，但这些理论主张对当时及后来小说创作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明显的。